现代服务业如何从税基的视觉进行税收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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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如何从税基的视觉进行税收筹划?

税基就是计税依据,是计算税金的基本依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计税依据需要通过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确定,小规模纳税人的计税依据则是不含税销售额。
  税基的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控制计税依据的方式来减轻税收负担的一种筹划技巧。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应纳税额的大小与税基大小成正比,即税基越小,纳税人负担的纳税义务越轻。因此,如果能够控制税基,也就控制了应纳税额。税基的筹划方法通常包括三种:一是控制和安排税基的实现时间,包括推迟实现税基、均衡实现税基和提前实现税基;二是合理分解税基,即把税基进行合理分解,实现税基从税负较重的形式转化为税负较轻的形式;三是税基最小化,即税基总量合法降低,从而减少应纳税额或者避免多缴税。增值税的税收筹划通常采用的是税基最小化的方法。
  一般纳税人对税基的筹划通常可以采用选择供应商的方式。税法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抵扣凭证,一般纳税人的进货采购渠道不同,可抵扣的比例就不同,从而影响实际税收负担。一般纳税人采购物品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两种选择:一是选择一般纳税人为供货单位,二是选择小规模纳税人为供货单位。
  一般纳税人由于可以抵扣进项税额,所以在理论上偏向从具有一般纳税人身份的供应商进行采购,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房地产企业在一般纳税人处购进零散材料时,以17%、11%等较高税率进行进项税额抵扣。但是在现实中,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商品时,在不能抵扣或者可抵扣额较少的情况下,可以带来成本价格较低。在对商品质量、销售折扣优惠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之后,不仅应对供应方的纳税人身份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wetstation.net收集整理,还应对其供货价格进行比较,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考虑税费和价格对利润的影响,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虑和筛选。
  【案例】假设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计划将其一项房地产进行租赁,该房产租赁额预计为1 110万元,目前企业还需要购买一批材料,该房地产企业收到了两个供应商的报价。已知不动产租赁业务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城市维护建设税为7%,教育费附加为3%。
  租赁该房地产不含税销售额为:1 110÷(1+11%)=1 000万元,销项税额为:1 110÷(1+11%)×11%=110万元。
  方案一:供应商A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该批材料的不含税价格为100万元,税费为17万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在方案一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进项税额为17万元,应缴增值税税额为110-17=93万元,应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93×(7%+3%)=9.3万元,该项目产生利润为1 000-100-9.3=890.7万元
  方案二:供应商B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该批材料不含税价格相对便宜,为90万元。
  则购进该批材料的进项税额为90×3%=2.7万元,当月可抵扣进项税额为2.7万元,应缴纳增值税税额为110-2.7=107.3万元,应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07.3×(7%+3%)=10.73万元,该项目产生利润为1 000-90-10.73=899.27f元。
  由以上分析可知,方案一比方案二相比,虽然少缴纳增值税额为6.6万元,但是同时,方案一产生的利润减少8.57万元,若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应选择供应商B。故选择供应商时,需综合考虑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与购进成本价格对利润的整体影响。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wetstation.net/html/shuishou/20170510/69953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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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税收结构对资本和劳动的调节效应分析

甘肃税收结构对资本和劳动的调节效应分析1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表明,一个完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适度的干预与引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自发调节,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如市场机制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资源的浪费,难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此时,政府的有效干预对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快速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甘肃省的经济取得了较明显的发展,但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全国,这与甘肃省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分析甘肃省的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以财政政策为分类依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税收的角度分析,Engen和Skinner (1996)通过研究税收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税收对经济增长有适度的影响;Mamatzakis (2005)运用脉冲反应函数分析了产出增长与税收的关系,得出最合适的税收组合是重视间接税;李绍荣和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但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苑小丰(200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不同种类的税收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具有不同的影响。第二类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分析,Barro (1991)运用96个国家在1960—1985年期间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得出经济增长与政府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负相关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郭庆旺(2003)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得出财政总支出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陆国庆等(2014)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关于战略性新型产业创新补贴的绩效,得出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具有外溢效应。第三类是从税收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来分,Easter和Rebelo(1993)采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Tanzi和Zee(1997)从分配效率、宏观经济平稳和收入分配的角度讨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得出财政政策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张斌(2012)研究了税收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于资本,税收结构和支出结构调整显著影响产出弹性;对于劳动,税收结构调整显著改善产出弹性,但支出结构调整不显著;对于经济总产出,税收结构调整的影响显著,支出结构调整的影响微弱;舒锐(2013)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的影响,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实现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却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以上研究表明,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但是多数研究以国家和省际层面为研究对象,对于单个省份的研究还很少。我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差别很大,这取决于地方资源和政府的政策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甘肃省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将税收结构作为调节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性税收政策通过调节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2甘肃省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
  我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是市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1980年,我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这意味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权,从而逐渐增强了地方财政的财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
  21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有力调控,其中作为财政政策主要工具之一的税收政策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通过对甘肃省1985—2014年经济增长与税收关系的分析(如图1所示),发现甘肃省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阶段:1985—1994年,甘肃省的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都比较缓慢;第二阶段:1994—2014年,甘肃省的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经历了较快的发展。
  22甘肃省税收结构的特点
  随着税制改革和甘肃省经济发展,甘肃省的税收结构形成了其独有的特点。根据税负是否易于转嫁的特点,将税收分为间接税和直接税,其中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产品税、资源税和城市建设维护税,直接税为总税收扣除间接税后的其余税收。通过对甘肃省1985—2014年的税收结构分析,如图2所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阶段:1985—1994年,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全部来源,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大于100%;间接税收远远高于直接税收,间接税收与直接税收之比为3∶1;第二阶段:1994—2014年,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保持在30%~40%;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差距缩小,两者之比为2∶1;第三阶段:税收始终以间接税为主。
  3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31模型建立
  罗默(Romer,2000) 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要素(包括经济制度的变迁) 的贡献,经济的短期增长则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贡献。而在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条件下,经济增长则主要是由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决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越高,经济的产出总量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我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是市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税收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手段,因此,税收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以及经济的规模来最终实现经济总产出的变动,即税收政策作樯产要素对经济产出影响的调节变量,我们将根据这一思路,来建立反映税收结构对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影响作用的生产函数,用来分析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果。生产函数如下: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shuishou/20170510/6995348.html   

最优税收理论框架下的税收平滑研究综述

最优税收理论框架下的税收平滑研究综述引言
  政府征税不仅会给经济主体带来以税款为计的损失外,还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政府在制定税率筹集财政收入时,既要保证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还要尽可能降低由征税所引起的超额负担。税收平滑(tax smoothing)理论指出,提高税率不仅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和抑制资本积累,而且还会导致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成本不断提高,政府在制定合理的收入规模下,应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在长期中政府将实现预算平衡,政府的税收既要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还应尽可能降低政府在征税过程中所产生的超额负担。研究税收平滑理论对降低税收扭曲成本,提高税收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研究动态
  (一)税收平滑的理论基础:最优税收理论
  税收平滑理论的逻辑基础是最优税收理论,最优税收理论阐述的是税收效率与公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政府征税的四大原则,即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少征收费用。他认为,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应该与其纳税能力相匹配,之后,他提出税收公平要求每个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额应与他从公共物品中感受到的满意程度成比例。纳税人的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手续、纳税数额都应该让所有人清楚明白。多给纳税人一些便利,实际上会减少拖欠税款的可能,从而减少了税收征收上的成本,提高了税收效率。赋税是国家运用其强制力,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损耗,应当尽量使纳税人的付出与国家收入相等。拉姆齐(Ramsey,1927)研究在政府的税收收入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制定不同商品的税率,使得税收的超额负担最小化,他提出了著名的拉姆齐法则(Ramsey Rule),即最优税率逆向的取决于需求的收入弹性-逆弹性法则。在商品价格互不相关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对其征税所产生的扭曲程度也就越大,为了尽量减少税收超额负担,就应该课以较低的税率,反之,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小,对其征税所产生的扭曲程度也就越小,为了尽量减少税收超额负担,就应该课以较高的税率,对于完全无弹性的商品,对其征税没有任何扭曲性的影响。埃奇沃思(Edgeworth,1897)研究在政府税收规模既定的条件下,如何使得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他假定个人的效用函数仅取决于收入,并且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他认为,所有纳税人收入的平均化将会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应对富人多征税来补贴穷人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米尔利斯(1971,Mirrlees)认为政府不能准确了解每一个劳动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在此假定条件下提出了最优非线性所得税理论。政府如果对高收入者制定过高的税率,高收入者会隐藏自己真实的工作能力,选择用闲暇来替代消费,这样会抑制高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最优非线性所得税税率结构应该是先累进,再累退,呈现“倒U型”,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斯特恩(Stern,1976)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理论,最优线性所得税研究的是在收入分配合理的前提下,确定一个合适的边际税率和总转移支付使得税收超额负担最小化,他提出了一个纳税公式:T=-a+ty,其中T表示所纳税额,a表示总的转移支付,t表示边际税率,y表示收入水平。他认为劳动的供给弹性越大,最优所得税的t值应越小。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布坎南(1967,Buchanan)在其著作《民主财政论》一书中研究税收制度对个人选择公共物品的影响,他认为,判定税收制度是否具有较高的税收效率在于税收制度能否让个人在参与集体选择公共物品中进行更合理的选择,并能产生稳定均衡的结果。供给学派的代表Laffer(20世纪70年代,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拉弗曲线描绘了税率、税收收入与超额负担之间的关系,拉弗认为,当税率在一定范围内时,税率的提高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加,但当税率超过一定值时,税率的提高反而会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为此时税率的提高会使税基的大幅减少,并且超额负担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加。
  (二)税收平滑理论的提出
  巴罗(Barro,1979)最先提出了税收平滑(tax smoothing)理论,他在研究政府税收收入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在长期中如何征税使税收对经济发展的扭曲成本最小,Barro认为,增加对资本的征税会使厂商的收益率下降,抑制资本积累,增加对个人所得的征税会使闲暇的机会成本下降,劳动者会减少劳动供给,故政府征税会抑制经济增长。Barro提出了税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扭曲性成本的公式为:C =YF(T/Y),其中C表示征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扭曲成本,T表示政府征得的税收,Y表示产出水平,通过数理分析,Barro认为,政府在长期中实现预算平衡,为了使征税所产生的超额负担最小化,应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政府提高税率会使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政府通过提高税率所获得的收入要小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扭曲成本。
  (三)税收平滑理论研究
  Kenneth Judd(1989)认为,税收平滑理论运用在以劳动收入所得税为主和税收具有静态效应的行业中,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税收对市场利率和资本积累有较大影响的行业中,税率的平滑并不能显著提高经济效率。特别是当公债管理影响到市场利率时,由于政府不希望成为金融市场的价格接受者,政府会改变定性最优政策的标准。Huang Chao-His,Kenneth S. Lin(1993)假定产出水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平可以替代税收收入,利用政府预算约束的对数线性理论和税收平滑假说的结合,他们认为,政府预算赤字是由政府支出和税基的变化所导致,政府赤字可以反映产出水平和政府支出的变化。Ghosh(1995)在Huang Chao-His和Kenneth S. Lin的理论基础上继续研究,他认为产出水平的增长率是一定的,税基也不是随机变化的,财政赤字仅仅反映政府支出的变化。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shuishou/20160721/6234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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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多数人都是依法办事,在法律范围允许之内进行一切经济活动,依照法律办事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前提。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定要小心谨慎,企业在营改增的改革中一定要积极抓住机遇,勇敢的迎接挑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守住初心,方能始终[1]。文章将营改增进行详细的讨论,以便让企业有更多的参考价值,增加贡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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