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税收结构对资本和劳动的调节效应分析

flb 2018年4月25日

甘肃税收结构对资本和劳动的调节效应分析1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表明,一个完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适度的干预与引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自发调节,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如市场机制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资源的浪费,难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此时,政府的有效干预对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快速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甘肃省的经济取得了较明显的发展,但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全国,这与甘肃省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分析甘肃省的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以财政政策为分类依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税收的角度分析,Engen和Skinner (1996)通过研究税收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税收对经济增长有适度的影响;Mamatzakis (2005)运用脉冲反应函数分析了产出增长与税收的关系,得出最合适的税收组合是重视间接税;李绍荣和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但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苑小丰(200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不同种类的税收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具有不同的影响。第二类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分析,Barro (1991)运用96个国家在1960—1985年期间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得出经济增长与政府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负相关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郭庆旺(2003)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得出财政总支出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陆国庆等(2014)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关于战略性新型产业创新补贴的绩效,得出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具有外溢效应。第三类是从税收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来分,Easter和Rebelo(1993)采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Tanzi和Zee(1997)从分配效率、宏观经济平稳和收入分配的角度讨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得出财政政策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张斌(2012)研究了税收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于资本,税收结构和支出结构调整显著影响产出弹性;对于劳动,税收结构调整显著改善产出弹性,但支出结构调整不显著;对于经济总产出,税收结构调整的影响显著,支出结构调整的影响微弱;舒锐(2013)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的影响,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实现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却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以上研究表明,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但是多数研究以国家和省际层面为研究对象,对于单个省份的研究还很少。我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差别很大,这取决于地方资源和政府的政策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甘肃省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将税收结构作为调节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性税收政策通过调节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2甘肃省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
  我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是市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1980年,我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这意味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权,从而逐渐增强了地方财政的财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
  21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有力调控,其中作为财政政策主要工具之一的税收政策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通过对甘肃省1985—2014年经济增长与税收关系的分析(如图1所示),发现甘肃省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阶段:1985—1994年,甘肃省的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都比较缓慢;第二阶段:1994—2014年,甘肃省的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经历了较快的发展。
  22甘肃省税收结构的特点
  随着税制改革和甘肃省经济发展,甘肃省的税收结构形成了其独有的特点。根据税负是否易于转嫁的特点,将税收分为间接税和直接税,其中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产品税、资源税和城市建设维护税,直接税为总税收扣除间接税后的其余税收。通过对甘肃省1985—2014年的税收结构分析,如图2所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阶段:1985—1994年,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全部来源,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大于100%;间接税收远远高于直接税收,间接税收与直接税收之比为3∶1;第二阶段:1994—2014年,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保持在30%~40%;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差距缩小,两者之比为2∶1;第三阶段:税收始终以间接税为主。
  3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31模型建立
  罗默(Romer,2000) 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要素(包括经济制度的变迁) 的贡献,经济的短期增长则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贡献。而在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条件下,经济增长则主要是由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决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越高,经济的产出总量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我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是市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税收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手段,因此,税收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以及经济的规模来最终实现经济总产出的变动,即税收政策作樯产要素对经济产出影响的调节变量,我们将根据这一思路,来建立反映税收结构对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影响作用的生产函数,用来分析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果。生产函数如下: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shuishou/20170510/69953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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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税收理论框架下的税收平滑研究综述

flb 2018年4月24日

最优税收理论框架下的税收平滑研究综述引言
  政府征税不仅会给经济主体带来以税款为计的损失外,还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政府在制定税率筹集财政收入时,既要保证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还要尽可能降低由征税所引起的超额负担。税收平滑(tax smoothing)理论指出,提高税率不仅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和抑制资本积累,而且还会导致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成本不断提高,政府在制定合理的收入规模下,应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在长期中政府将实现预算平衡,政府的税收既要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还应尽可能降低政府在征税过程中所产生的超额负担。研究税收平滑理论对降低税收扭曲成本,提高税收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研究动态
  (一)税收平滑的理论基础:最优税收理论
  税收平滑理论的逻辑基础是最优税收理论,最优税收理论阐述的是税收效率与公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政府征税的四大原则,即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少征收费用。他认为,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应该与其纳税能力相匹配,之后,他提出税收公平要求每个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额应与他从公共物品中感受到的满意程度成比例。纳税人的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手续、纳税数额都应该让所有人清楚明白。多给纳税人一些便利,实际上会减少拖欠税款的可能,从而减少了税收征收上的成本,提高了税收效率。赋税是国家运用其强制力,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损耗,应当尽量使纳税人的付出与国家收入相等。拉姆齐(Ramsey,1927)研究在政府的税收收入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制定不同商品的税率,使得税收的超额负担最小化,他提出了著名的拉姆齐法则(Ramsey Rule),即最优税率逆向的取决于需求的收入弹性-逆弹性法则。在商品价格互不相关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对其征税所产生的扭曲程度也就越大,为了尽量减少税收超额负担,就应该课以较低的税率,反之,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小,对其征税所产生的扭曲程度也就越小,为了尽量减少税收超额负担,就应该课以较高的税率,对于完全无弹性的商品,对其征税没有任何扭曲性的影响。埃奇沃思(Edgeworth,1897)研究在政府税收规模既定的条件下,如何使得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他假定个人的效用函数仅取决于收入,并且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他认为,所有纳税人收入的平均化将会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应对富人多征税来补贴穷人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米尔利斯(1971,Mirrlees)认为政府不能准确了解每一个劳动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在此假定条件下提出了最优非线性所得税理论。政府如果对高收入者制定过高的税率,高收入者会隐藏自己真实的工作能力,选择用闲暇来替代消费,这样会抑制高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最优非线性所得税税率结构应该是先累进,再累退,呈现“倒U型”,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斯特恩(Stern,1976)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理论,最优线性所得税研究的是在收入分配合理的前提下,确定一个合适的边际税率和总转移支付使得税收超额负担最小化,他提出了一个纳税公式:T=-a+ty,其中T表示所纳税额,a表示总的转移支付,t表示边际税率,y表示收入水平。他认为劳动的供给弹性越大,最优所得税的t值应越小。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布坎南(1967,Buchanan)在其著作《民主财政论》一书中研究税收制度对个人选择公共物品的影响,他认为,判定税收制度是否具有较高的税收效率在于税收制度能否让个人在参与集体选择公共物品中进行更合理的选择,并能产生稳定均衡的结果。供给学派的代表Laffer(20世纪70年代,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拉弗曲线描绘了税率、税收收入与超额负担之间的关系,拉弗认为,当税率在一定范围内时,税率的提高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加,但当税率超过一定值时,税率的提高反而会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为此时税率的提高会使税基的大幅减少,并且超额负担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加。
  (二)税收平滑理论的提出
  巴罗(Barro,1979)最先提出了税收平滑(tax smoothing)理论,他在研究政府税收收入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在长期中如何征税使税收对经济发展的扭曲成本最小,Barro认为,增加对资本的征税会使厂商的收益率下降,抑制资本积累,增加对个人所得的征税会使闲暇的机会成本下降,劳动者会减少劳动供给,故政府征税会抑制经济增长。Barro提出了税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扭曲性成本的公式为:C =YF(T/Y),其中C表示征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扭曲成本,T表示政府征得的税收,Y表示产出水平,通过数理分析,Barro认为,政府在长期中实现预算平衡,为了使征税所产生的超额负担最小化,应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政府提高税率会使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政府通过提高税率所获得的收入要小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扭曲成本。
  (三)税收平滑理论研究
  Kenneth Judd(1989)认为,税收平滑理论运用在以劳动收入所得税为主和税收具有静态效应的行业中,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税收对市场利率和资本积累有较大影响的行业中,税率的平滑并不能显著提高经济效率。特别是当公债管理影响到市场利率时,由于政府不希望成为金融市场的价格接受者,政府会改变定性最优政策的标准。Huang Chao-His,Kenneth S. Lin(1993)假定产出水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平可以替代税收收入,利用政府预算约束的对数线性理论和税收平滑假说的结合,他们认为,政府预算赤字是由政府支出和税基的变化所导致,政府赤字可以反映产出水平和政府支出的变化。Ghosh(1995)在Huang Chao-His和Kenneth S. Lin的理论基础上继续研究,他认为产出水平的增长率是一定的,税基也不是随机变化的,财政赤字仅仅反映政府支出的变化。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shuishou/20160721/6234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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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施工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flb 2018年4月23日

一、引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多数人都是依法办事,在法律范围允许之内进行一切经济活动,依照法律办事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前提。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定要小心谨慎,企业在营改增的改革中一定要积极抓住机遇,勇敢的迎接挑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守住初心,方能始终[1]。文章将营改增进行详细的讨论,以便让企业有更多的参考价值,增加贡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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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计量与税收契约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flb 2018年4月23日

公允价值计量与税收契约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一、 引言
  我们知道,会计信息的最高目标是决策有用性,那么公允价值计量信息的最高目标也应是决策有用性且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估值有用性,即公允价值信息有利于投资者的估值决策。当存在估值有用性时,公允价值在价值计量方面应比历史成本计量更能提供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投资决策的计量数据,从而更能公允地反映生产要素的实际价值;二是契约有用性,即公允价值信息在契约签订、监督和执行过程中能为契约签订的双方提供有利于保护各自权利的公允价值信息,有利于减少在契约订立与履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些问题,保证企业契约集合中所有契约行为的顺利进行。目前国内比较认同的公允价值与契约有用性的研究路径是:一是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二是公允价值的计量如何影响契约形式。基于这个研究思路,本文拟对公允价值计量与税收契约相关性进行研究。为此,本文首先对税收契约的概念与特点进行了阐述,然后探析了公允价值计量与税收契约相关性的研究路径,最后得出了本文的结论与研究展望。
  二、 税收契约的概念与特点
  1. 税收契约的概念。在解释税收契约概念之前,我们必须理清契约的概念,契约的概念可以从法律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从法律学的角度讲,契约原本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制度,指平等主体之间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基础上签订的一种协议,是两人(或组织)以上相互间在法律上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种协议有的称为契约,有的称为合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契约是交易当事人之间在自由、平等、公正等原则基础上签订的转让权利的规则,即两个或多个人愿意交换产权的主体所达成的合意。因此,税收契约也可以从法律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从法律学上讲,税收契约即税法,是政府与纳税人间的一种公共契约关系,约定纳税人通过向国家提供规定的税收,获得享受公共产权的资格,如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从经济学上讲,税收契约是企业作为纳税人与代表国家的政府部门(主要是税务机关)之间在自由、平等、公正等原则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方式(主要是单项强制性规定或博弈)而缔结的旨在规范经济交易中所形成、维护并履行有关财产权利流转的权利义务的协议或约定。 论文网 http://www.lw54.com
  2. 税收契约的特点。税收契约具有一般契约的基本要素,但税收契约中的这些基本要素有其特殊性。
  (1)在缔约人方面:税收契约中权利主体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职责的国家税务机关,另一方是履行纳税义务的企业。国家税务机关是行政管理者的角色,而履行纳税义务的企业是被管理者的角色,虽然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作为行政管理者的国家税务机关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强制、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从而取得财政收入的权益,为国家机器实现其职能提供必须的财政经费。与此同时,国家税务机关的这种强制性管理行为也正是通过税收契约这种有效的社会契约形式保证了所有纳税人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所有将纳税人的公平、公正。履行纳税义务的企业愿意遵循“税收契约”的约定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即纳税人交纳税费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国家提供的其他社会公共产品或福利。因此,税收契约根本目的也在于维护纳税人双方的经济利益,税收契约将征纳双方都视为平等的法律当事人进行约束,在确定税务机关征税权力和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相应规定了税务机关必尽的义务和纳税人享有的权利。这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权利与义务平等是不一样的,这是税收契约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结大全 http://www.lw54.com/html/zongjie/
  (2)在缔约对象方面:税收契约中的对象即税收契约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主要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财产、货物销售收入或劳务收入、商品或劳务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增值额等,而这些缔约对象通常不可能在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出现。因此在缔约方式方面,税收契约中的缔约双方如果采取像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双方那样进行一对一的协商或谈判,显然双方协商或谈判的成本太高而且不容易达到协议。因此,国家税务机关过特定的方式(单向强制规定税收法律等契约条款)来与所有纳税人一次性地签订了法定税收契约,但同时也赋予了各个企业根据税收法律法规或相关规章制度对自身行为或交易事项进行调整或改变的权利。在强制规定的税收法律等契约条款中对税收契约关系的内容也作了详细规定。它规定了权利主体可以有什么行为,不可以有什么行为,若违反了这些规定,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往往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而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很少涉及到刑事责任、行政责任。
  (3)在缔约信息方面: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生成、加工、传递信息都会发生成本,获取信息也同样要付出努力与代价。税收契约中由于税务机关与企业之间在信息生成过程中的分工、职责和权限不同,造成税收契约双方在不同信息的生成、加工、传递过程中必然存在一方处于信息优势,而另一方处于信息劣势的不对称境况。这种税收契约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主要有两个:①会计信息方面。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税收契约中一个重要的信息资源,它必须相关而可靠地满足税收契约双方的需要。会计信息只能是企业按照会计准则或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通过会计确认、计量、报告、披露的某些原则和方法、会计估计等职业判断、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加工生成,而税务机关在税收契约过程中又得承认由企业加工生成的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的会计信息。显而易见,这种由企业加工生成的会计信息使企业在税收契约中的对会计信息占有绝对优势,而税务机关在会计信息中处于劣势。税务机关虽然可以通过对企业进行税收监管或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来改变其在会计信息方面的劣势,但是加强税收监督、进行税务处罚等行为也会增加税务机关的税收管理成本,往往使税务机关处于两难境地;②税收法规政策信息方面。高质量的税收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必须具有准确性和及时性才能满足高质量税务契约签订与履行的需求。政府出于契约成本因素的考虑通过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强制与所有纳税人一次性地签订了法定税收契约,并且由于国家税务机关的职责所在,税务机关对税收契约中的相关税法条款的制定、修改和解释拥有不可替代的行政权利,这就使得在税收法规政策信息方面,税务机关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由于企业不可能是税收法规政策信息的生成者或加工者,企业无法准确预见未来税收法规政策的变动情况。一旦税收政策法规发生变动,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与适应。因此,企业在税收法规政策信息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虽然国家努力完善法律环境,加强执政透明度来改善企业作为纳税人的这种不利地位,但由于税收契约特性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注定税收契约不可能是完全契约,税收法规政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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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认识及应对论文代写的方式

flb 2018年4月20日

 1 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起因
  传统税制结构中,营业税与增值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税制出现了它的不合理性。慢慢把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使市场细化和分工协作不受税制影响,不仅符合国际惯例,也势在必行。
  2 实施“营改增”带来的改变
  第一,企业税收负担的变化。原增值税纳税人向“营改增”实施后的纳税人购买应税服务的进项税额能获得抵扣,降低了税赋。另外,增值税价的外税特征会导致税基缩小,税负下降;在现行增值税17%的标准税率与13%的低税率情况下,新增加了11%与6% 两档低税率,税负得到下降;一些一般纳税人因为自身业务或者制度等原因,税负相对提高。此外,现在的物流企业,大多都是综合性业务,兼顾多种服务功能,因此给我们的税务筹划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和风险。“营改增”的实施,让我们从众多的税率计算中解放出来,之后的税务筹划中,只要合理筹划销项和进项,就可以轻松达到筹划的目的,降低纳税成本。
  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营改增”统一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税收制度,税收负担获得平衡,尤其是解决了第三产业重叠征税问题,优化了税制结构,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税制环境,对降低纳税人负担,推动三次产业分工、融合、发展等各方面具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三,财政税收体制的变化。
  ①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重新整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②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变化。重新规划税收征收管理体系,促进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除此,在“营改增”的推动进程中,因为各级税务部门纳税服务的提高,更多地扩展了电子纳税与网上申报服务方面的有效措施,在纳税过程中,减少了纳税人的办税程序和负担,降低了办税成本,提高了办税效率。
  3 企业对“营改增”实施的应对
  3.1 对税率的变化引起应纳税额增加的应对
  通常物流配送服务都有外购项目,其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外购的配送成本、水电费、机器设备、通讯和后期设备的维修保养等所含的进项税额。所以,企业的税收负担是提升或者降低,要从它的外购项目的进项金额占当期销项金额比重的多少来看。当这个比重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的税收负担将会和原来持平,这个比重可看作为“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平衡点。超过这个水平时税负开始下降,且比重越高,税收负担越轻。
  3.2 企业产品服务定价机制改变的应对
  现行交通运输业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一般是成本加合理的利润。当税收发生变化时,一定影响产品价格的制定。以产品配送的价格为例,在只考虑营业税的情况下,按照原来营业税率3%,而营业税改革后,运输业按11%计算增值税,如果取得的运输成本都取得了合法有效的可抵扣的运费发票,则需要交营业税3.3元,净收入下降了2.1元,这样势必要影响到服务价格的制定。因此,作为企业来讲,要考虑自身的发展战略,重新核定服务的定价机制。
  3.3 企业财务分析部分数据改变的应对
  “营改增”之后,“主营业务收入”核算的内容不包括价外税——增值税的“不含税收入”额,如果税负变化不大,即使净收益数据的绝对水平不受太多影响,企业利润率的数值也会因主营业务收入额的减少而上升。但如果企业实际税负发生较大变化时,就有可能造成企业营业收入增幅加大,从而造成利润率的下降。所以,不管变化的大与小,都会影响到财务分析的结果,从而影响到决策数据。
  3.4 企业应缴税金计算改变的应对
  “营改增”后,企业确认收入,要以开出增值税销项发票的数额为准,但作为营业收入相对应的成本的进项发票有可能由于结算环节等业务因素不能同期确认。由于增值税缴纳应缴税金是按照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计算得来,所以这就有可能造成由于成本费用的确认和收入的确认时点不一致,导致多交早缴税金的情况,占用了资金,形成了隐形的浪费。这就给我们提出及时结算成本的要求。同时,加强对现有业务的梳理,分离可以外包的非核心业务,逐步调整业务结构,提升核心产品服务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充分利用新增资产抵扣进项税额的政策优势,采购更具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节能优势的设施设备,提高效率。
  3.5 发票的使用和管理重要程度改变的应对
  相比较而言,税务部门对增值税发票的管理和稽查要比对营业税普通发票的管理和稽查更加严格,因此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使用、管理和作废等各个环节,不仅对企业财务部门在严格发票管理、审核上提出要求,而且也对相关业务部门在业务发生的合理性、真实性等方面提出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业务运作过程中,关注增值税发票的使用和流转,避免无意间触犯法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随着“营改增”工作的逐步推进和实施,社会各界对其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未来3-5年内,“营改增”的效果将逐步显现。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已经实施的区域和将要实施的领域,及时发现“营改增”对我们的影响和新变化,实时总结经验,分析效应,及早做出应对。
  参考文献:
  [1]胡怡建,李天祥.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财政收入影响分析[J].财政研究,2011(9).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务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J].财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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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法制化进程与地区财政透明度

flb 2018年4月18日

一、引言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潜在机制可能非常多。而本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审计机关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财政透明度的高低则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基于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国家审计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地区财政透明度,改善国家治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国家审计的治理功能。但大多数文献都是偏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的支持,且鲜有研究关注制度环境因素对政府审计功能的影响。而政府审计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地区法制化程度的影响。法制化水平不仅会影响公民和企业的行为,更会影响政府的行为,进而影响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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